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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梵志在工作室创作
1830年至今No.1, 297x370cm, 布面油画
1830年至今No.2, 297x370cm, 布面油画
1830年至今No.3, 297x370cm, 布面油画
1830年至今No.4, 297x370cm, 布面油画
该画在卢浮宫德侬厅与大师原作并列悬挂在同一面墙上展出
（长江日报 特派记者 宋磊）3月9日，“曾梵志·卢浮宫计划”在北京香格纳画廊开展。这是艺术家曾梵志近5年在国内举办的首次个展。展品有他在巴黎卢浮宫与德拉克洛瓦《自由引导人民》对话之作《1830年至今》，还首度曝光了他同期创作的另3件同题作品。
日前，曾梵志在北京的工作室里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，讲述这幅作品和展览的台前幕后。他表示，近年来，他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参与高质量展览上。“作品拍出高价，是我无法左右的，过于频繁的市场新闻甚至干扰我的创作。学术展览能让我进步，‘天价’却不能。”
能打扫卢浮宫百年积尘是一种荣幸
1830年，为纪念法国七月革命，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创作了油画《自由引导人民》。这幅画成为法国民族精神的象征，也是卢浮宫镇馆之宝。184年后，曾梵志应邀以此作品为母题进行再创作，取名为《1830年至今》。
他闭关1年创作了同主题的4幅画。去年10月22日，《1830年至今》作品第4号在卢浮宫德侬厅与大师原作并列悬挂在同一面墙上展出。
《1830年至今》与《自由引导人民》尺幅等大，原作中自由女神形象变化为一尊白色的雕像，雕塑四周是一片废墟和遗迹，背景人物都被乱枝般的线条替代。“没有生命，没有人烟，在我看来，这也许就是自由的终极状态。”
卢浮宫博物馆重新规划了德侬厅的布置，二百多年来首次调整展墙格局，将曾梵志的绘画与原馆藏并置在一起，以形成一次当代与古代、东方与西方的对话。
德侬厅的墙面有上百年历史，甚至从未清扫过。兴奋之余，曾梵志借来一件工作服穿上，用掸子打扫展厅墙上的古老灰尘。“能打扫卢浮宫是一种荣幸。扫去那些陈积百年的灰尘，对我来说，意义非凡。”
《我的祖国》乐声中创作“乱笔”
曾梵志画《1830年至今》，采用了其标志性的“乱笔”风格。“乱笔”是他2004年开始创作的系列。去年，“乱笔”作品《无题》在湖北美术馆展出，备受关注。
“画这张作品，我忘掉了技巧，知道了什么叫‘心手合一’”，在工作室，曾梵志为记者播放了《无题》的创作录像：伴随斯美塔纳《我的祖国》激昂的旋律，他用笔在画布上随性涂抹，一张作品从凌乱的笔触转化成细节丰富的画面。
“乱笔”系列，缘起曾梵志的一次手伤。
200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，曾梵志去关工作室沉重的大铁门，一不小心，右手大拇指夹进门缝。“缝了6针”，曾梵志指着疤痕说，“当时右手什么都不能做。但不让我画画怎么行?我用左手画”。
左手作画带给曾梵志一种奇特的感觉。“左手不停地出错，但所有的错误叠在一起，画面又如此特别。太有意思了，这个发现让我兴奋”。
“乱笔”之前，曾梵志画了10年“面具”系列，但他毅然抛下，再不回头。“当我感觉毫无乐趣时，我会立即停止。我不想用另外的10年再重复说一件事儿，这是在浪费生命。”
而对“乱笔”，曾梵志“兴趣正浓”。
个人收藏甚丰，正筹建美术馆
曾梵志酷爱收藏艺术品。2013年4月，他曾带自己收藏的三十余幅世界大师手稿回母校湖北美术学院展出。有消息称，他曾花3000万元人民币，买了一件法国国宝级艺术品;他收藏的各国国宝级艺术品多达几十件。
前不久，他要建私人美术馆的消息不胫而走，传说他要“投入数亿巨资建一座超牛的美术馆”，由日本著名建筑设计师安藤忠雄设计。
“不能叫‘我的’私人美术馆，是我个人筹建的公共美术馆”，曾梵志认真地更正，“这座美术馆是非营利性质，是一个推动公共艺术教育的平台。美术馆不以收藏为主，也不为了展我的作品”。
“办美术馆是我的一个梦。我希望中国有一个有意思的美术馆，一个能认真研究、认真办展的美术馆。”曾梵志透露，筹建中的美术馆将命名为“元美术馆”，它的前身是元·空间，也是非赢利艺术空间。“这个空间不卖画，只做展览。以后美术馆也一样。”
“我比较偏爱纸上作品，我认为那些笔触带着岁月的痕迹”，曾梵志说，他的收藏标准首要是自己喜欢，然后是对自己有影响的艺术家的作品。“我希望这些收藏最后能系统性地定期展览，为公共美术教育出一份力。”
《自由引导人民》对我影响至深
访谈 特派记者宋磊 发自北京
读+：《1830年至今》之前的“乱笔”系列中，你也曾重画丢勒的素描手稿。似乎你喜欢重画经典?
曾梵志：我有机会看到丢勒的手稿原作，它很小、很精致，而且没有被艺术家转化为架上绘画。我想用我的方式去帮他完成作品。将巴掌大小的手稿，转为两人多高的油画，将简单转为复杂，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。
读+：卢浮宫伟大作品众多，为何选择《自由引导人民》?
曾梵志：这幅作品对我影响至深，我非常欣赏它。
第一次看到这幅作品是在1985年。它印在历史教材上，只有邮票大小，却吸引我凝视良久。占据画面中心位置的是半裸的自由女神，对上世纪80年代的保守的中国人来说，她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形象。就我而言，这是继维纳斯之后，我所接触到的第二个裸体的女性艺术形象。
1990年，我进行毕业创作《协和三联画》。在这组作品中，我描绘的都是真实的日常生活，刻画人物的方式却又是完全主观的。这种将思考与现实结合起来的方式让我摆脱了创作风格的束缚。这应该归功于《自由引导人民》带来的启发。
1995年，我在卢浮宫第一次看到了原作，又一次被深深打动。在卢浮宫所有的古典油画作品中，它带来的视觉冲击是最强的。
读+：有过别的选择吗?
曾梵志：当卢浮宫确定“古典与当代对话”的主题后，我当即决定重画《自由引导人民》。然而，《自由引导人民》随后被拆借到卢浮宫分馆展出。无奈之下，我被迫选择重画席里柯名作《梅杜萨之筏》。
虽然《梅杜萨之筏》也是一件伟大的作品，我也有把握去重画，但最想画的还是《自由引导人民》。我动力不足，画稿草图也迟迟没有产生。
巧的是，2014年年初，在卢浮宫策展团队的努力下，《自由引导人民》从分馆搬回到德侬厅。我立即投入《1830年至今》的创作。
我不愿像古典画家那样作画
读+：如何“重画经典”?
曾梵志：《自由引导人民》中的“自由女神”几乎成为经典，对她的描绘不能走形。另外，原作中构图几乎完美，人和物的形态形成的几何图形，如同黄金分割，这些特质需要表现出来。
在第1版中，我希望尽量不要破坏原作的造型结构，因为这是它最吸引我的地方。这一版本70%-80%遵从了原作，我希望它拥有一种古典的韵致。
创作临近尾声时，一天，我盯着自己的作品，突然发现自己被眼前的图像禁锢了。于是，我紧接着创作了3个版本。这3张作品与原画区别更大，用笔用色更加自由、大胆。其中，第4版色调最为鲜亮。
读+：从色彩上看，《1830年至今》比原作跳跃、鲜艳，为何有这样的偏离?
曾梵志：古典绘画在它所产生的时代和我们今天不一样，影响古典大师的只能是前代的绘画。我们所处的却是一个五光十色的时代，影视、图像、电子科技及各种媒介给予我们更光鲜的观感，想不受影响几乎不可能。这种色彩的偏离是一种情不自禁。
另外，我也不愿意如古典艺术家那样作画，因为古典大师已经把古典绘画推到一个高度，表达已经很充分了，当代艺术家没有必要重复，这样很无趣。
读+：创作过程是否艰苦?
曾梵志：为达到最佳的展示效果，我对工作室进行局部装修，将工作室一侧的3面墙刷成了土红色，与德侬厅墙面色彩一致。画面中，所有的颜色和红墙都应该能产生对比关系。
创作进入关键期时正值盛夏，为了保证色彩衔接顺畅，画面需要“保湿”。我不开空调，在酷热中作画。创作过程很艰苦，但充满兴奋和激动。
对创作而言，市场的声音是干扰
读+：你被称为“中国最贵的艺术家”、“亚洲最贵艺术家”。这样的头衔，对你来说，是压力还是动力?
曾梵志：谈不上压力，更不是动力。外界对我作品市场价格不断讨论，对此，我很反感。
我很少探讨市场问题，也不关心。对我的创作而言，各种关于市场的声音是一种干扰，如何排除杂音，让自己心无旁骛地作画?我一直在思考，在修炼。
读+：难道你不觉得，市场价格是对艺术家创作的一种肯定?
曾梵志：说到对我的肯定，我更想在一个展览上，作品被大家欣赏、认可。比如，在巴黎市立美术馆举行的个人回顾展，看到法国观众那么喜欢我的作品，主动与我交流，让我很欣慰，这才是真正的肯定。
读+：很多国内受众，是从作品的拍卖价格了解到你的。
曾梵志：是有这个问题，不能怪受众，我要检讨自己。今后我将在国内多做一些个人艺术回顾展，让更多人对我有真正的认识。这样，他们会把对我关注的中心从价格转移到艺术上。
读+：你的创作规划会不会被市场或评论左右?
曾梵志：不可能有什么规划。市场和学术都不可能考虑。我只能按自己的想法去做。违心的创作就是对不起自己。
读+：如今，中国艺术家频频走出国门，在国外办展览。出国办展对中国艺术家是否很重要?
曾梵志：在国外展览的确是个机会，让外国人能了解自己。但不要以为，跑到海外办展，亮个相就一定能怎么样。简单地办个展览，没有意义。
对于走出国门，艺术家不要考虑太多，应沉下心来，搞好创作。中国艺术家需要的是寻找能够懂你、愿意读你的观众，而不是盲目出国。找对观众，在国内办展也行。
“我一直是武汉艺术家”
在北京草场区艺术区，曾梵志的工作室隐于一个画廊的后院。
这是一间如同厂房的大画室，但绝无艺术家画室常有的凌乱，也闻不到一丝刺鼻的油彩气味，文玩摆件、书籍画框，一切都放置得干净、整齐。沙发边一尊不锈钢艺术暖炉，泛着火苗的红花。
曾梵志如约出现。“你是武汉的?”他用纯正的武汉话与记者攀谈。“你住武汉哪里?”“那个地方我熟得不得了。”随和、平易，就像一位街坊邻里，记者心中的顾虑被慢慢打消。“我很长时间没说过这么多话了!”曾梵志笑着说。
曾梵志说，过去一段时间，他留意到武汉媒体对他的关注，“武汉人对我的创作、生活一直很关注。卢浮宫办展回来，我很想和家乡的朋友们分享一下此次的经历”。曾梵志助手在一旁说：“在巴黎办展期间，曾老师不止一次地提到儿时在武汉的经历。”
1985年，曾梵志来到北京，连续看到劳申伯、赵无极、伊夫·圣罗兰的3场展览，大开眼界，萌生北京追梦的念头，“我想离美术馆近一点”。时隔30年，再看武汉，他说：“现在，武汉大不一样了，有很多优秀艺术家，美术馆、美术展都很多，艺术链条运转得很好。”
“每年春节，我都会回武汉，和画家朋友们聚聚，也会画画。”曾梵志说，武汉的经历造就了他的艺术，“武汉记忆”一直贯穿在他所有的创作中。“没有武汉的经历，就没有我的今天，我一直在说，我是武汉的艺术家。”